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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死的鲁迅
《炎黄春秋》2014年第4期刊发了毕克官批评鲁迅的文章《盟主鲁迅也是左的》。近年来社会上对鲁迅时有非议之词，但多是私下嘀嘀咕咕，不值一驳。象毕克官这样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上公开著文批评指责鲁迅，似乎还是第一次，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。
文章的题目是“盟主鲁迅也是左的” ，但正文一开始，又说鲁迅“极左” 。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同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在鲁迅生前的时代，社会上存在两股政治势力，一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派，一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革命派。人们通常称前者为左派，后者为右派。鲁迅站在革命一边，当然是“左”的，有什么错呢？
文章说，鲁迅是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界全国性组织‘左联’的盟主。”首先这个时间就是错的。按照正统的历史时段的划分，从1937年到1945年，是抗日战争时期。而“左联”在1936年3月就解散了，不存在了，鲁迅也在这年的10月份去世。所以“左联”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。文章作者对“左联”和鲁迅的历史显然并不了解，或只是一知半解，就信口开河，乱说一气！
至于“盟主” ，这的确只是名义上的。“左联”的实际权力是在党的领导人周扬的控制下。据茅盾的回忆录《“左联”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》中说：“鲁迅是‘左联’的主帅，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，是‘统战对象’，所以‘左联’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，服从则不足。”茅盾还说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“左联”的许多工作既不向鲁迅请示，也不向鲁迅报告。“左联”的内部刊物《文学生活》也对鲁迅保密，不给他看。“渐渐地鲁迅这个‘左联’执委会常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一块招牌，用得着这块招牌时就来招呼一下，用不着就晾在一边。这种情形鲁迅和我都深有感受。这说明，‘左联’当时的领导人对鲁迅是不够尊重的，无怪乎鲁迅要把他们称为‘工头’和‘元帅’了。”而且最后解散“左联”的决定也未经鲁迅同意，周扬就强行解散了。这些事实说明，鲁迅并不是“左联”真正的“盟主” ，真正的“盟主”应该是周扬。毕克官先生认为把“左联”所犯错误如“极左”等等都算在周扬等人的头上“不公平，有违历史史实，难以服人” ，难道都算在有名头而无实权的“盟主”鲁迅头上就很公平，就符合历史史实，就能服人吗？
说到“极左” ，通常指的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。在不同的时代 ，这种错误倾向的含义也是不同的。譬如在今天，我们谈论的“极左” ，通常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推行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路线及其所作所为。在鲁迅那个时代，在当时的文艺界， “极左”指的是“关门主义” ，排斥革命文学之外的其他文艺作品。毕克官以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》一文为例，指责鲁迅的“关门主义” 。这并不准确。鲁迅在文章中主要批判的是梁实秋的思想观点和某些恶劣作法。就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，这种批判并没有什么错误。毕克官先生独独拿这一篇来说事，或许是因为资本家在今天变成了香饽饽，都成了政协委员，人大代表，既风光，又荣耀。鲁迅批判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 ，就是“极左” ，就是错的。如果这样说，批判资本家最早的，还不是鲁迅。若要追根寻源，缉拿真凶，应该是马克思。是他最先说资本家的坏话，什么“剩余价值”云云，还要消灭剥削，废除私有制，搞什么共产主义。毕克官先生是不是也要给这位活在二百年前的德国人扣上一顶“极左”的帽子，对他兴师问罪呢？倘若马克思无罪，鲁迅又何罪之有？
说到“关门主义” ，鲁迅或许有一点，但这远非鲁迅思想的主流。鲁迅一生所做的事情，也不是只有“关门主义”这一件事。仅以一点点的“关门主义”就来否定鲁迅，否定鲁迅思想的价值，给他扣上一顶“极左”的帽子，是完全错误的。况且，鲁迅也并非始终都是“关门主义”者，并非始终都排斥革命文学之外的其他文艺作品 。这从后来鲁迅与周扬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中可以得到证明。鲁迅在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中说：“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。只要他不是汉奸，愿意或赞成抗日，则不论叫哥哥妹妹，之乎者也，或鸳鸯蝴蝶都无妨。”1936年，在白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刘少奇，以“莫文华”的笔名在《作家》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撰文《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》，这样评述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：“周扬等是主张用‘国防文学’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，反对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’的口号；鲁迅茅盾等却是主张抗日联合战线应用抗日的政治的口号，而不应以‘国防文学’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，但并不反对‘国防文学’为自由提倡的口号，因此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’口号也可用，因为和‘国防文学’并不对立的。我们也很清楚，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，适合于现在实际情形的；同时，论争愈发展下来，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，也完全暴露了，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脚而改变态度了。”
这就是说，至少在抗日问题上，奉行“关门主义”的“极左”路线的是周扬，不是鲁迅。
毕克官的文章还说：“在中国的作家当中，鲁迅是大家公认骂人最多的一个。”似乎鲁迅只会骂人，除了骂人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是处。这样说更是糊涂透顶。鲁迅并不喜欢骂人，更不以骂人为能事。大家都知道，鲁迅专门写过一篇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的文章，反对泼皮无赖式的漫骂。除非对方先开骂，鲁迅是不会骂人的。
毕文最后说：“由于鲁迅被毛泽东举为‘文化新军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’，又是公认的思想家，他的极左，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，实在太深远了。面对这位盟主鲁迅，作为他的一位读者，怎么能不多思呢？”这段话很有意味，把鲁迅和毛泽东连在一起，又说鲁迅的“极左”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“负面”影响“实在太深远”了。但作者却没有说清楚这“深远”的“负面”影响究竟是什么，究竟有哪些坏事是这种“负面”影响所致，文章就结束了，给读者留下一个谜。这就象给一个人定了罪名，却不拿出罪证来。这是很不负责任的，既是对故去的鲁迅不负责任，也是对现在的读者不负责任。
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必须搞清楚。为了对鲁迅负责，也为了对读者负责，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，我们就试着来解一下这个谜，看看毕克官先生的说法有没有道理。
我们知道，毛泽东的确推崇过鲁迅。我们也知道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犯了许多错误，就是“极左”的错误，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祸国殃民的错误，制造了很多冤案，害了很多人，怨声载道。于是有人就把这种错误的责任推及到鲁迅，认为鲁迅与毛泽东是一伙的，也应该为此负责。这种认识也是糊涂透顶！
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，源自他的专制主义思想。而鲁迅的思想与专制主义毫无共同之处。恰恰相反，鲁迅的一生都在与专制主义斗争。鲁迅最痛恨的就是专制独裁。有一篇著名的杂文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。鲁迅在文章里把专制社会比做一间阴暗狭小的破屋子，人民若要幸福，必须把破屋子毁掉，砸开一个窟，意思就是要革命，要造反。毛泽东最推崇鲁迅的，就是这种彻底的革命思想。这时候的毛泽东，和鲁迅一样，也是革命者，也在造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。他们的立场一致，思想也是相通的，可以说他们是一伙的。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，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变了，由造反者变成了当权者，一国之主，思想也随之改变。他不再喜欢造反者。确切地说，是不喜欢有人造他的反。1957年反右派期间，有人问毛泽东，如果鲁迅还活着，会怎样？毛泽东说，他只能蹲在牢房里。就是说，这时候的毛泽东和鲁迅，完全不是一路人，不是“一伙”了。鲁迅于毛泽东，已经是敌人了，势不两立。在文革时期，毛泽东再次打出“造反有理”的旗号，鼓动红卫兵造反。这时候的造反，与革命时期的造反，和当年鲁迅所主张的造反，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不是造专制主义的反，而是造不同政见者刘少奇的反，压制民主，以维护自己的权位，恰恰是专制主义的表现。本期《炎黄春秋》杂志还登载了邵燕祥一篇议论林彪的文章，认为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归咎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是不对的，其主要责任应由毛泽东承担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只能算是帮凶。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，红卫兵的造反，以及其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，无一不是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行事。这时候如果有人胆敢造毛泽东的反，那就不是有理，而是有罪了。在一本讲述许世友将军事迹的书里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文革时期许世友将军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有一个青年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，说：“我长大了也要做毛主席。”不料有人把这句近乎于天真无邪的玩笑话报告给了专政机关，青年学生立刻被逮捕，判了死刑。罪名是打倒毛主席，想取尔代之，如同古代封建社会的“犯上” 。死刑报告递送到许世友手里，请他签字画圈，一画圈，就可以执行了。许世友没有画圈，写了一句话：“他还年轻，饶他一命吧。”这位学生才得以侥幸活下来。这个事实足以证明，当时的政治气氛多么恐怖凶险。而这一切与鲁迅有什么关系呢？鲁迅可曾有过这样的“极左”思想吗？又谈何“影响”呢？
我们还可以从鲁迅与周扬的关系中了解鲁迅的基本思想是什么。前面说过，在“左联”内部，鲁迅虽然表面上是“盟主” ，但周扬是党的代表，鲁迅必须听周扬的。由于周扬的专制作风和对鲁迅的不尊重，两人关系闹的很僵。鲁迅在《答徐懋庸》里愤怒地斥责周扬是“奴隶总管” ，是“拉大旗作为虎皮，包着自己，去吓唬别人，小不如意，就倚势定人罪名，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。”对于专制压迫，鲁迅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和反抗精神。不论压迫来自何人何方，鲁迅都坚决抵制，毫不妥协，决不退让。对于当时的独裁者蒋介石，鲁迅不低头，不甘为奴。对于周扬这样的“奴隶总管” ，鲁迅同样不低头，不甘为奴。事实上，周扬的专制作风，在“左联”时期还只是萌芽，他还算不上真正的“奴隶总管” ，因为他管的“奴隶”还不多，只有“左联”那几个人。到了解放后，周扬升任中宣部副部长，主管文艺，全国的文艺家都在他的管制下。在55年反胡风，57年反右派，59年反右倾等运动中，凡是过去与他有过论争、龃龉、不和的人，周扬一个都不放过，罗织罪名，加以陷害，将他们全都下了地狱。这些人有胡风、丁玲、陈企霞、李又然、冯雪峰、艾青、舒群、罗烽、白郎、徐光耀等一长串名字。甚至连同在中宣部机关工作的同事，只是因为在执行他陷害人的命令时不太积极主动，不象他那样心狠手辣，或者对被陷害者有些许同情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周扬就同样施以陷害手段，加上一个罪名，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，将他们下了地狱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《我亲历的文坛往事》一书中，对此有详细记载。其手段之卑劣，用心之恶毒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时候的周扬，才完全露出了“奴隶总管”的真面目。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的先见之明：早在二十年前，他就看透了周扬其人的本质，是一个“抓到一面旗帜，就自以为出人头地，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，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”的“横暴者” 。
周扬的“奴隶总管”思想和“横暴”行为才是真正的“极左” 。这一切与鲁迅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不是鲁迅的什么“负面” 影响所致，恰恰是鲁迅从一开始就反对的。
我们知道，周扬最后醒悟了。他之所以醒悟，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倒，下了地狱。在“奴隶”面前，他是“总管” ，滥施淫威，不可一世，玩弄别人的命运于股掌之上。但是在“主人”面前，他不过是个奴才。“主人”一旦小不如意，动一动嘴，他就完蛋了。于是他觉得这个体制似乎有点问题，提出了“异化”论的主张。这当然值得肯定。不过他的醒悟也太迟了点，而且下场也不太好。这当然还是体制的原因。过去他利用这个体制害别人，最终他也被这个体制所害，成为一个牺牲品。
而这一切又跟鲁迅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这也是鲁迅的什么思想影响的么？
毕克官也承认，鲁迅是“公认的思想家” ，却又否定鲁迅思想的正确，是什么“极左” 。这岂不是很矛盾么？鲁迅凭什么被大家公认为思想家呢？难道当时的中国人都傻了，糊涂了，把一个“骂人最多”的“极左”的“关门主义”者捧为思想家了么？当然不是。鲁迅在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地位，不是凭空得来的，更不是靠骂人或“关门主义”得来的。鲁迅的思想的深邃，学识的广博，文采的灿烂，都是旁人不能企及的。鲁迅曾经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作出这样的解释：“实际上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‘人’的资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。”因此他得出结论说：“一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二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”（《坟?灯下漫笔》）这样的思想是否也算“极左” 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以为，只有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，与人民休戚相关，体察人民疾苦的人，才会对漫长的中国历史作出如此独特、深刻而精辟的结论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人一直处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，一直在做奴隶，从来没有不做奴隶的时候。这是多么可悲的历史！鲁迅孜孜以求的，就是有一天中国人不再做奴隶，成为真正有资格的“人” 。这样的思想是胡适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辈永远不可能有的。鲁迅提出的思想见解，总是独树一帜，让人眼前一亮，能够振聋发聩，开启人的心智。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能在众多的文人作家中脱颖而出，受到大家尊敬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鲁迅对于自己在文坛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清楚的。但他并不骄傲。一九二七年，有人提名他和梁启超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选，鲁迅谢绝了。他说：
“诺贝尔赏金，梁启超自然不配，我也不配 ，要拿这钱，还欠努力。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，他们得不到……或者我所便宜的，是我是中国人，靠着这‘中国’两个字罢，那么，与陈焕章在美国做《孔门理财学》而得博士无异了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“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，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，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，格外优待从宽，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，结果将很坏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580页。）
这件事同样显示出鲁迅非同常人的独特的思想品格。这又岂是胡适等辈所能有的！
而毕克官先生却在文章中指责鲁迅“性格偏狭、多疑和不容人” ，“树敌太多，在文化界感到孤立，需要得到背后的支撑力量” ，不得已才参加“左联” 。好象鲁迅是个孤家寡人，无人理睬，走投无路，不参加“左联”就活不下去了。这是胡说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，鲁迅都有无数的追随者和崇拜者，从来没有孤立过。鲁迅也从不缺少“支撑的力量” ，这力量就是人民大众。生前且不说，光是鲁迅的去世，就在全国的文化领域和进步群众中引起了震动，产生了群情激愤的巨大影响。鲁迅的遗体放在万国殡仪馆，有一万多人前去吊唁，瞻仰遗容。国民党财阀孔祥熙还送了花圈。下葬时无数人自发地走上街头，为他送行。送葬的队伍蜿蜒几华里。这些人多数与鲁迅并未谋面，他们是被他独一无二的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而来。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亲自为鲁迅挑选了华贵的带玻璃盖的楠木棺木，亲与万国公墓方交涉墓地，并筹措了丧事的全部费用。在当时的中国，除了鲁迅，还有哪一个文人的去世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，能得到如此多的人景仰，能享有如此盛极的哀荣呢？胡适、梁实秋、林语堂等人可能吗？
毕克官先生究竟凭什么说鲁迅“孤立” ，没有“支撑力量”呢？
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“有些人活着，却已经死了；有些人死了，却还活着。”鲁迅就是后一种人。他的肉体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的灵魂和思想，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。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人民的命运，人民的幸福与痛苦，是鲁迅全部思想和言论的出发点。所以说鲁迅是属于人民的。他的思想必然会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影响当然是正面的，不是负面的。这也不是谁想诋毁就能诋毁，谁想贬低就能贬低，谁想抹杀就能抹杀的。他就象一座丰碑，傲然矗立在中国历史的高山上，无私无畏，光明磊落，大义凛然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最后，我们不妨再摘录他的一段文字，再领略一下他那独特深邃的思想和灿烂奇妙的文采吧。这段文字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1926年：
“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，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，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，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。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，挨挨挤挤，浩浩荡荡，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，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。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，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——
“往哪里去？
“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，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，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。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，可惜用得不大巧，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，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。后来的武人更蠢了，只会自己乱打乱杀，哀号之声，洋洋盈耳，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，还加上轻视学问，荒废教育的恶名。然而经一事，长一智，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，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总要交到好运的，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。
“那时侯，人们，尤其是青年，就都循规蹈矩，既不嚣张，也不浮动，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，只要没有人问——
“往哪里去？！” （《华盖集续编?一点比喻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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